打假成名是文明社会的尴尬

若夫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他们都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近日，偶然从北京王府井书店买来一本《北方狼》，讲的是职业打假人的故事，整本书内容就像是一幅打假的 “狼图腾”，读得我惊心动魄。

故事主人公刘殿林打假打了18年。从“个人”打成了“老板”，从“不惑”打到了“花甲”，说实话，真真不易！

在我看来，“刘殿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职业打假大概也是“中国特色”，从王海开始，到刘殿林，再到张磊、叶光、喻晖、杨连弟等等。一大批逡巡于市尝专门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人，一度成了媒体上的明星，消费者心目中的英雄。

职业打假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市场上假货太猖狂。改革开放这30来年，市场的繁荣和消费者的慷慨、宽容给了假货生存的土壤。市场上的假没人打，诚信者受损，消费者遭殃。当然，刘殿林们打假，打得理直气壮，无非是手里捧着的一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站在了诚信这个理儿上。

有人总结“打坛”不倒翁的生存方式一般有3种：一是纯粹的个人打假，在流通领域购假索赔。二是公司打假，接受厂家的委托，帮助厂家调查假货源头，配合执法机关联手打假。三是两者相结合，一边从事公司打假业务，一边有选择地打假索赔。不过，读完《北方狼》刘殿林的故事，我发现，与其说打假分“3种方式”，倒不如说是“3个阶段”贴切，因为这些刘殿林都经历了，他也因此从“一匹狼”变成了“一群狼”，从“打假个体”变成了“千万资产的公司老板”。

那么，问题来了。

打假一旦公司化运作，则免不了逐利，那么它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公义，便会被蒙上一层暧昧的色彩。诚信有序的社会，本不该有刘殿林们的饭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是每个消费者可以随时拿起的“武器”。刘殿林们其实只是消费者维权意识和市场诚信缺失、监管缺位的产物。打假成名，不是打假者的荣耀，而是文明社会的尴尬。

但是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

事实上，当法律雪藏，当执法者和监管者缺位时，每一个起来维权的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刁民”。反过来，当法律亮剑，当执法者和监管者归位时，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成为“刘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