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进京论实在太荒唐
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上广等大城市跑,导致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考试、法律知识考试、工作能力考核等等——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玮的高论(据10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 “人口准入制”,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现在,又有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建议实行考试审核制度和工作许可制度,将“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拒之城外。这些教授到底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用的进来,没用的出去;如果他们的研究能在娘胎里就预见某个人的未来,他们一定还会很“理性”地拒绝某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
毋庸讳言,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都是一种人口流动管理上的计划经济。且不说这与市场经济是否完全相悖;只一点,就特别令人好奇:这些专家教授凭什么自认有足够的能力,依据一套他们自己制定的 “科学的途径”,就能准确地将人分为“有用”和“没用”两种,“高素质”和“低素质”两类?人之所以高贵为人,就在于他不可以被当做动物归类为三六九等,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此怪异的精英自负和如此蛮横的分人逻辑,难道是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做的事吗?
那些在大街小巷卖早点、扫马路、送快递、搞建筑的,教授们没有任何资格歧视他们;他们到北京来又不是吃了政府的救济或者得了精英的帮助,教授们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所谓考试审核,岂不是要“复辟”收容遣送制度,撵走所有“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的人?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真亏教授们说得出口,还要“参照国际经验”,搞对外国人才用的“工作许可制度”,在教授眼里,难道外地人都是“外国人”?
如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通过考试审核的方式变相剥夺,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有北京户口的人是否也应定期通过考试审核 “末位淘汰”?如果“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那么一个教授要发言,是否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教授可以剥夺别人进京的权利,公众是否也可剥夺教授发言的资格,或者任何其他权利?
这当然不是“以人为本”,甚至都不是“以城为本”,而只是“以权为本”。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一个人适合怎样的城市,充分自由的双向选择和市场竞争,自会发挥作用,用不着教授们自负地设置“有形之手”。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将所有的宝贵资源都垄断在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涌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均衡,而不是“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
一个农村人只要有个落脚点,甚至还没有落脚点,都可以往北上广等大城市跑,导致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反而来了一大堆。有一种说法叫做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应该寻找一个科学的途径。比如说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包括文化程度考试、法律知识考试、工作能力考核等等——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玮的高论(据10月16日《北京晚报》报道)。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 “人口准入制”,抬高外地人进京的门槛,“准许哪些人进来,不允许哪些人进来或者说限制哪些人进来”;现在,又有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建议实行考试审核制度和工作许可制度,将“那些不需要来,还没有能力来的人”拒之城外。这些教授到底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用的进来,没用的出去;如果他们的研究能在娘胎里就预见某个人的未来,他们一定还会很“理性”地拒绝某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
毋庸讳言,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都是一种人口流动管理上的计划经济。且不说这与市场经济是否完全相悖;只一点,就特别令人好奇:这些专家教授凭什么自认有足够的能力,依据一套他们自己制定的 “科学的途径”,就能准确地将人分为“有用”和“没用”两种,“高素质”和“低素质”两类?人之所以高贵为人,就在于他不可以被当做动物归类为三六九等,任何人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如此怪异的精英自负和如此蛮横的分人逻辑,难道是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做的事吗?
那些在大街小巷卖早点、扫马路、送快递、搞建筑的,教授们没有任何资格歧视他们;他们到北京来又不是吃了政府的救济或者得了精英的帮助,教授们有什么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所谓考试审核,岂不是要“复辟”收容遣送制度,撵走所有“不需要来”、“没有能力来”的人?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真亏教授们说得出口,还要“参照国际经验”,搞对外国人才用的“工作许可制度”,在教授眼里,难道外地人都是“外国人”?
如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可以通过考试审核的方式变相剥夺,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有北京户口的人是否也应定期通过考试审核 “末位淘汰”?如果“一个人到城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那么一个教授要发言,是否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的”?教授可以剥夺别人进京的权利,公众是否也可剥夺教授发言的资格,或者任何其他权利?
这当然不是“以人为本”,甚至都不是“以城为本”,而只是“以权为本”。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一个人适合怎样的城市,充分自由的双向选择和市场竞争,自会发挥作用,用不着教授们自负地设置“有形之手”。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将所有的宝贵资源都垄断在大城市,要控制人口涌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均衡,而不是“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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