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刚出生母婴用品推销电话便至 个人信息被泄露愈演愈烈

这些年，我们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事情：刚买了新车就有电话来推销车险;刚买了新房就会接到装修公司的电话甚至中介公司的电话，有的对我们的姓名、地址等信息非常了解。除了这些以外，每天我们还会接到无数其它的推销电话或者短信，比如商场的、银行的、保险公司的、私人代开发票的等等。有的时候，我们能判断出我们的信息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个人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泄露的。而这些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发展到孩子刚一出生，信息就被泄露了，北京听众任先生最近就遭遇了这样的事件。

任先生：我爱人8月中旬在海淀妇幼保健院生的孩子，一切都挺顺利的。但是生了孩子没多久，就收到一些推销电话，除了制作胎毛笔、小孩的纪念照还有推销保险的，一直都有。他们不仅知道我个人的手机号，还知道我姓什么。甚至连孩子出生到百天了，他就知道是百天;到满月了，他就知道是满月。我一天差不多能接到两三个这样的电话，当我问他们电话来源时，他们也不告诉我。

推销电话一个接一个，让任先生一家不胜其烦。那么，这些商家又是怎么知道孩子的准确信息的呢?任先生经过一番回想，基本锁定了源头。

任先生：后来我发现有可能是和医院有关系，因为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就集中收到过一阵电话，然后孩子在一百天左右的时候又集中收到一阵电话。电话的目的性很强，满月的时候就问要不要理胎发，然后到百天的时候就问你要不要制作百日照，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孩子的出生日期，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准确。而孩子的出生信息我们并没有跟其他的单位说过，知道这个事情最准确的就应该是海淀妇幼保健医院。

医院掌握任先生家孩子的出生信息，那么，除了医院，还有那些机构接触过孩子的出生信息呢?

任先生：就派出所和街道这两个。总而言之，我接触的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我没有跟厂家接触过。

任先生认为，虽然街道和派出所也知道孩子的出生信息，但是，同时掌握他们夫妇及孩子出生信息最全的就是医院，所以任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医院泄露了他们夫妇和孩子的信息，于是他便找医院交涉。

任先生：我也就这个事情跟海淀妇幼保健医院打过电话，当时他给我的回复是说，这是个普遍现象。我说这个信息一定是从你们那流出的，他说这个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各种环节，比如说孩子胎血检测等过程，这种流通环节会很多，他们内部也要强化一下自己的纪律。他说，这有可能是医生的，或者是谁的个人行为，但不是医院的行为。他说这种情况在业界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也没办法。那个主任说要做调查，但是海淀妇幼到现在一直也没回复。

听完任先生反映的情况之后，记者也联系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今天上午，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主管这方面事务的副院长刘女士给节目组打来了电话，对这件事情做了回复。

刘女士：目前来说，我们所有的孕产妇入院还有出诊的时候，我们所有信息系统里的电话号码，包括座机联系人都是加秘的，我们的电子病例里面是看不到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是用*代替了，这是从我们信息角度做的一个防范。目前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利用现在的信息手段来不断完善防范的工作，我们在进一步加强包括对患者和家属的宣教和告知，希望尽快查找到我们工作上的不足。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还会继续调查。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心妍、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艳一起来梳理本周关键词：个人信息泄露的背后。

任先生认为掌握他们家宝宝生日信息的除了海淀妇幼之外就是街道和派出所，但是掌握他们私人电话和宝宝信息最全的机构就是海淀妇幼了，所以任先生认为是海淀妇幼把他们的信息泄漏给了商家。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艳认为任先生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现在却没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

张星艳：我觉得他这种思维方式，这种考量和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现在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确实是海淀医院把这些信息泄漏出去的，没有实足的证据证明所有的一切只是猜测，只是怀疑。现在生活在这种信息科技时代，信息以很多种方式展现在我们身边，我搜索了一下网页看到很多婴幼儿信息几乎都在网上公开叫卖，500块钱可以买到一万条新生儿的信息，这个数字让我们感叹信息管理是岌岌可危的。有些信息源头可能就是医院员工或者掌握我们个人信息的单位，企业员工在无视职业操守，无视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去进行贩卖来获取各种各样的利益，无论如何这种方式其实已经触犯了法律。

不论是医院还是个人或者其他机构，把患者的个人信息资料泄漏给了商家，从法律上界定是属于一种什么行为，应该怎么样来追究呢?

张星艳：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种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在民事诉讼过程当中这种追究却成为了非常不方便的途径，因为患者的信息怎么举证成为一个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谁把我们的信息泄漏给了他人，所以也就导致了不知道最后能够要求赔偿或者说要求追责的责任人是谁。当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对这一块已经在进一步，因为09年的刑法修订增加了一个罪名叫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信息个人信息罪，这也就是说明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加大了对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处罚力度，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

任先生认为不论是医院还是医院的某个人把信息提供给了众多的商家，这个背后一定是有利益链条的。对此，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心妍表示有可能性，但是不能以偏概全。

张心妍：太有可能性了，但是从周围认识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这个群体的素质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实际上医患关系尖锐的问题还是个案。我们都知道做医生太不容易了，首先高考考一个很高的分才能上医科大学，上这个大学得六七年、七八年是我们的两倍，毕业先得从实习开始，每天要去值夜班，你要去和颜悦色的对待坏人，你还要去处理那些性命忧关的问题，在这么困难的一个事的过程当中你选择了这条路，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钱，这个是非常笃定的，既然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何必去为这些蝇头小利去觊觎它呢?这里面一方面说难听点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即使说它已经得手过很多次我觉得最后没有不透风的强，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医院这块如果要泄漏信息比其他渠道泄漏起来更让我难以接受。

在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艳看来，造成个人信息遭泄露的主要渠道还是黑客攻击。

张星艳：我觉得这个主要渠道还是一些掌握我们个人信息的单位、商家以及一些网络数据库被黑客黑掉了，有可能从网络上窃取的，所以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泄漏我们个人信息的主要途径。

围绕任先生的案例，患者的个人信息被泄漏应该怎么样维权呢?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张心妍认为，国家对这方面的重视的程度已经提高了，但是怎么去实施，怎么去保护，怎么去规制还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法律亟待出台。

张心妍：我对这个问题真的非常不乐观，任先生在描述他自己遭遇的时候说了一个细节，基本上大部分信息泄漏出去都是跟孩子的出生年月日有关的，最后把这个目标锁定到医院、街道、公安派出所，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确定到底是谁把信息泄漏出去，作为受害者是没有任何能力去甄别的。咱们现在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我信息被泄漏出去了我要求寻求法律的保护，首先我得确定谁泄漏的，同时我要确定他的这种泄漏和最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我觉得在这个信息泄漏这样的一个纠纷当中，受害人的举证义务履行起来实际上太难。现在虽然刑法增加了这个罪名，从宏观上保护的力度已经有了，可能国家对于这方面的重视的程度已经提高了，但是这些细节怎么去实施，怎么去保护，怎么去规制的层面现在好像还没有太看到，这方面的法律真的是亟待要出台的。